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乔治三世对两人的看法,表示了赞同。
尤其是在关税问题上的看法,更是倾向于大顺如果真能做到控制东方商品一家垄断,从而确保各国按照销售额分配关税的话,那么他相当赞同这种贸易模式。
世界上,并不是只有大顺谈“以史为鉴”的。
英国也一样谈。
尤其是他们更倾向于谈更近的史。
毕竟欧洲并不是一个稳态的社会,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相差太大,或者说生产力水平相差太大,社会结构也截然不同。太过久远的历史做镜子的话,难免像是一个锈迹斑斑的铜镜,怕是鉴不出什么。
而以更近一些的历史,乔治三世对于收税问题,确实是有些心有余季。
当初导致沃波尔被众人反对的一个重要原因,就是沃波尔要加消费税、降土地税。
又因为此时的技术水平之所限、英国四面都是大海走私如同冬天的泥墙一样透风。
由是引出了叫整个英国都非常讨厌的《搜查法》。
以及导致“城堡学说”大行其道的反弹,抗议这种拿着搜查令去家里搜查走私品的法令。
这件事,不是简单的所谓抗税问题,也不知是个简单的走私贩子反抗的问题。
而是本身英国的重商主义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,英国人民,也包括爱尔兰人民、苏格兰人民、北美人民的不满和反抗,是有道理的。
而之后,33年《糖蜜法》的失败,也就是实行了二十年,基本没收上来钱的现实,更是让乔治三世对于征税问题很是头疼。
简单来说,因为此时的技术水平不足、缉私手段不够、加上英国过于严重的重商主义导致走私利润太大。
是以,只能导致英国倾向于在生产端征税。
历史上导致了爱国者党的乔治·格伦维尔被哄笑的《苹果酒法桉》,也是这个问题的延伸——在销售端、运输端征税,是做不到的。那么只能琢磨着在生产端征税,也就极大地激化了矛盾。
这种矛盾必然被激化,你想征收酒税,又控制不住销售和运输,结果谁种苹果就跑谁家里征税去,这不扯犊子吗?
而生产端征税,更是让英国的一些产业,弄出了诸多奇葩的技术变革。
比如玻璃税,是在生产端征收的,而且是按照重量征收的。
于是英国的玻璃产业,开始出现了“夹空”技术,降低了玻璃的重量。
这种在生产端征税的想法,有没有可能实现?
能。
比如大顺盐政改革之后的两淮盐、川井盐,就是标准的生产端征税。
但这个前提,是扶植大企业、扼死手工业,通过大企业的高效率、低价格、集约化,上马蒸汽机、大晒盐池等新技术,从而形成一个类似于“全国垄断托拉斯”的机构,然后便可直接在生产端征税,同时又依靠高效率和集约化生产使得产品价格并不比之前高。
然而英国显然是做不到这一点的。
以《糖蜜法》为例,想要解决,怎么解决?
汉密尔顿给出了解决方桉,以暴力手段和税收调控,逼死小作坊,壮大大工场,利用大工场的效率,确保在征税后依旧对小作坊形成碾压式的价格优势,形成几家大头,然后即可降低征税成本,在这几家大头征税即可。
这是纯粹技术上的低成本征税方桉,要与此时的行政能力、缉私技术水平相适应。
但现在,英国是做不到的。
新英格兰地区大大小小的酿酒作坊,雨后春笋一般,依托着北美、中美、加勒比、西非的市场,不断壮大。
英国既不敢征税,也无力征税,因为征税意味着反抗。
而此时的行政效率和技术水平,也决定了,要么搞东印度公司这种东西、要么在生产端征税、要么就是如窗户税土地税一般给不动产征税。
比如窗户税,房子盖好了,你总不能把窗户隐藏起来。
而在外面查窗户,又可以减少矛盾——城堡学说的存在,使得在大街上不进门就查窗户征税的行为,英国人的容忍度一般来说更高一些。毕竟查窗户不用非得进屋查。
这种情况下,大顺提出了类似于“代收关税”的行为,无疑在乔治三世听来是一种可行的、靠谱的、不扯犊子、可以实现的好办法。
这种办法,如果把茶叶棉布等,视作“每年六七月份在阿姆斯特丹定时刷新”的生产,那么这就可以视作一种高效的在生产端征税的模式。
至于说,这种模式,是不是“自由贸易”……
这个,首先要定义一下什么叫“自由贸易”。
不过,就算再怎么定义,这玩意儿与其说是“自由贸易”,倒不如说这就是个畸形的、尹里奇说的那种【国际垄断卡特尔】。
以历史上非常典型的国际垄断卡特尔,1884年世界钢轨卡特尔来做对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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