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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说君心难测,此时的情况就是最好的体现。

刘钰不可能去问问皇帝,哎,你是不是准备在死前把黄河问题解决了?

毕竟,对皇帝来说,黄河本身是不能威胁到皇权统治的。真正威胁的,是黄河决口之后的“人”。

而皇帝觉得,  可能没办法解决人的问题,所以可能会琢磨着把人解决掉。

封建帝王,屠戮百姓,如屠猪狗,这种事很正常,变种的草薙而已。

理性判断,一旦和皇帝这个在理性时代本不该存在的东西结合,  那就很容易产生极为可怕的后果。

明末混乱时代,  农民、贱民、矿工等,  用暴力给大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也因之,会让大顺的皇帝尽可能维系小农的生存;但一旦感觉可能无法维系的时候,便很有可能扼杀于摇篮之中。

这不是没有可能,而是很有可能。

一开始,刘钰听着皇帝忽然谈及轮台诏,他心里肯定是嘲讽加吐槽。

心里嘲讽说,皇帝的脑子,顶天也就到那种不谈生产力生产关系、期待几个超人的良心,搞个什么零之镇魂曲之类的东西。死前发個轮台诏,把国内的兼并问题缓解一下,让太子去做“好皇帝”。

这当然要嘲讽。

但到了后面,刘钰越听,  就感觉味儿越不对。

凡事就怕对比,这味儿越发不对的情况下,刘钰觉得,  这种类似“放水淹田改稻为桑”的手段,还不如一开始自己嘲讽的那种想法呢。

做事,肯定要算成本。

而做事,  怕也怕算成本。

投入成本,是为了目的。

关键在于,皇帝的目的是啥?

皇帝的目的,是百姓更好的生活?还是皇权的稳固统治?

大部分时候,二者似乎外表来看没啥区别,但一旦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候,就会立刻露出本质。

哪怕不考虑生产力这种理性的因素,只是考虑抽象的百姓更好的维系小农生活这个目的,投入几亿两白银,也是值得的。

但如果只考虑皇权的稳固统治,实际上……是有成本更低的解决方案的。

铁路的出现,的确让皇帝增强了统治的力量。并且给皇帝塑造了另一种可行的方案。

一旦从京城到汉口的铁路大致完工;再配上海州到徐州再到皖北河南的铁路。实际上,黄泛区——大顺的黄泛区,多半是后世的黄河下游流域,而不是原本历史上花园口后的黄泛区概念——已然是一片四面皆围的死地。

按照刘钰设想的花钱移民的构想,这需要大约至少三五亿两、甚至更多的钱,才能解决。毕竟还涉及到几千万亩的耕地,挖黄河的河道,  必然是最好的耕地区,  因为黄河不能穿山越岭加爬坡,水往低处流嘛。

并且其中必然夹杂着反抗、混乱、以及即便做了也未必能成。

而如果皇帝真要搞点反人类的办法,那只能说,成本确实大大降低。

水一冲,死一波、杀一波。北以黄河新河道为壑、西以铁路为墙、南以富裕乡绅防止灾民南下为忠、东以大海为弱水。

到时候,不但迁徙成本大大降低,而且少了许多迁徙的怨气,顺带还能重新分配土地。

甚至,完全有可能在大量迁民之后,于黄泛区搞中唐均田制,打造成为皇权的新堡垒,极大地增强皇权的力量。

并且,在铁路出现之后,以及大顺的财政状况,这种想法,是真的有可行性的……

而且,不论是难度,还是对天下结构稳定的破坏,都比刘钰一开始以为皇帝要搞的那种轮台诏的手段,简单多了、影响也小得多。

虽然不知道皇帝是不是真这么想的,可听着皇帝说的那些话,刘钰总感觉味儿很是不对,着实很慌。

于是乎,在皇帝听来,刘钰的这番话,让皇帝略微有些诧异。

就刘钰在阜宁、苏北等地的手段来看,怎么看刘钰都是个激进的变法派。

皇帝万万没想到,刘钰竟然说出来一个相对来说最为保守、最为温和的办法。

虽然这个内部的保守、温和,是以激进的对外扩张为基础的。

说温和,那自不必提,确实温和。

说保守,因为刘钰的这个想法,完全避开了改变黄河可能泛滥去的土地制度、土地私有制是否要改变的方向。并且,显然是以维系现有一切制度为基础的迁民计划。

皇帝相信以刘钰为首的枢密院那群人,对于外部世界的判断,那里集中了大顺对外部世界最了解的一群人。

而且既然刘钰说五年之内能够解决很多问题,皇帝鉴于之前的信任,也相信五年之后,财政收入翻一番颇有可能。

只是刘钰把问题直接引向了黄河问题,让皇帝有些诧异。

不提皇帝到底是怎么想的,现在的黄河问题,就是一滩屎,指不定哪天炸了,谁挨得近谁就得黏一身。

庙堂边缘、江湖深处,喊着解决黄河问题的人,没有威望也没有足够的朝堂高度来做这件事,只能空喊。

庙堂之高,谁敢抗这个事?谁又想抗这件事?

但皇帝没有直接去接黄河这个话茬,而是问道:“以爱卿之见,此番印度、欧罗巴事,是必胜之战?已经到了需要考虑败、一切要按照打赢的方向去考虑将来了?”

刘钰深吸一口气,前所未有地郑重道:“回陛下,臣昔日顽皮,得陛下垂青。彼时军改时候,臣便说,要做到纵无能之将,而有有制之兵,成不可轻败之事。”

“再者,臣自编练海军起,便言南洋、印度诸事。为此事,已然谋划二十余年。”

“期间下南洋、迁锡兰、乱荷兰、变罗刹、盟法国,皆为此事。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后,臣就说,欧罗巴各国的矛盾没有解决,只是谁都打不动了的休战,早晚还要打。枢密院一直在等这个机会。”

“英人有多少舰队、有多少船、殖民地的情况、民心……英人的财政、利息、关税……法国在加勒比和印度问题上的选择……等等这些,枢密院搜罗的材料,汗牛充栋。”

“枢密院只是定战略,打与不打在陛下。而前线厮杀,在将士。”

“本朝将士用命,训练有素,以一敌一,六成可胜。但于印度,可能以十敌一,臣实不知怎么失败。”

“至于参与欧罗巴之战,只要海军出动,扰乱其贸易、联法海战,拖下去,英国必败。”

“是以,臣在枢密院,整日不过看书消遣,无所事事。只要陛下圣裁不变,坚定打下去,谁坐在枢密院,结果都一样。”

“黄河事,既无人肯碰……臣,请,卸枢密院之职,以国公之爵,便宜行事,出镇禹贡之兖州。”

话止于此。

意却不尽于此。

皇帝饶是满身的法力诈术,这辈子也见多了朝中争斗,还是被刘钰的这番话给弄的不知所措了。

刘钰这是找找死?不想活了?疯了?还是……还是说绝望到要自杀的地步?

一时间,各式各样的想法,飞快地在皇帝的头脑中旋转,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接刘钰的话茬。

哪怕他当了这么多年的皇帝,哪怕他也经历了改革和守旧的二十年争斗。

显然他从未想过,会有臣子,真的会把这番话讲出来。

这番话的言外之意……就是刘钰请求出镇兖州,要来担起来黄河事。

而做这件事,是必死的。

无论是政治上的,还是民心上的,亦或者是任何方向,都是必死的。

或者说,除了皇帝做这件事,其余任何人做这件事,都是在求死。

包括太子。

以往的任何改革,总还是有人得利、有人受损。

哪怕是被骂了数百年的王安石变法,总还算是毁誉参半,还留了一段“与士大夫治天下,非与百姓治天下的”的话。

但这件事,只有骂名。

在朝中,几乎必然是“烹弘羊、天始雨”的情况。

在民间……

如果发生了洪灾,黄河已经决口了,上千万百姓被淹、数百万百姓衣食无着的时候。这时候,皇帝大力赈灾、官员全力以赴,皆得千古美名。

而现在,事还未发。

不提河道变革后的各种零碎的、分阶层的影响。

比如对商业的影响、盐业的影响、农业的影响等等。

只说个最笼统的。

好好的过了四五百年,从来没有黄河泛滥的风险,也不用承担修黄河大堤的悲惨,更不用提心吊胆地担心黄河决口……

却有人要把黄河走山东。

任何一个山东的百姓,都恨不得寝其皮、食其肉。

黄河是啥好东西吗?

至少在此时的民间看来,黄河就意味着灾难,而并不意味着肥沃的黄河水。

意味着要出徭役去修黄河堤。

意味着要面临着黄河泛滥决口的危险——基本上,一年一泛。

意味着要淹没祖坟,淹没仅有的家产,自己要背井离乡。

谁让黄河走山东,除了老天爷这种不可抗力,于此时……没人会立生词,只会立一个跪像,跪在黄河大堤上。

至于刘钰在山东的名声……刨除掉受益的莱州、登州沿海地区。这么说吧,运河沿岸,不知道多少人骂。

刘钰可不止是毁了一个淮安、扬州。

随便举个例子,临清城。运河漕米改革之前,20万人口的大城,短短十几年间,剩下了八万人。

曾经鼎鼎大名的临清关,曾经的山东排在前列的大城,曾经整个山东算是粮价最便宜的地方,因为改革,竟然出现了这样的诗:

临清官道柳,采掇有饥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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