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显然,在皇帝看来,太子给出了一个明显的错误答案。
当然不是说这个问题是个陷阱,比如说正确回答应该是不修铁路之类,这当然不是。
不过这个错误回答,只是让皇帝内心嘀咕了一番,慨叹一下儿子还是太年轻、太幼稚。幼稚这玩意儿, 和年龄关系不大。
而这背后折射出的,则是实学派和传统派的严重割裂。
问铁路,给出的回答,都是新学派的那一套东西,因为传统派根本不懂这玩意儿,之前也并未研究。但实学派的脑回路,相对于传统思维,又过于奇葩。
这种割裂的本质, 是对社会的理解出现了巨大的分歧。或者说,对大顺的天下应该什么样、未来什么样,出现了巨大的分歧。
在皇帝看来,能真正把传统和新学结合起来的人,朝中真没几个。
而现有的这几個,皇帝也基本上不可能让他们去做太子党,不敢。
皇帝倒是也不怪太子,或者说也没有因为这一番话就会太子失望。
毕竟太子长在宫中,而这些年大顺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。
太子小的时候,传教士还能出入宫廷为官,教授一些实学学问。
等成年,就迎来了最严厉的禁教风潮。
太子第一次监国的时候,大顺还在和北方的罗刹、西北的准噶尔开战,那时候还要担忧东北地区的危险,考虑怎么防止一个拥有大平原、靠近朝鲜、挨着蒙东的潜力地区再出现一波新的反叛势力。
而现在,大顺的整个战略重心都移向了南方,舰队已经西出马六甲,大有再下西洋之势。
太子被立为太子的时候, 大顺南北方之间的联系, 还是靠大运河。京城的粮食,还需要南方的稻米沿着大运河北上,每年国内开支的重中之重,还是漕运、河工。
而现在,南北方的联系靠的是海运,实际上京城如今也不怎么吃江南米了,甚至于到底吃的是哪里的米、哪里的麦,自己都不清楚。甚至于京城已经产生了一种“大米和麦子就是粮店和粮库里长出来的、只要有银子就能要多少有多少”的错觉。
太子小时候读三国演义,读到木牛流马的时候,以为那是神话。
可现在,木牛流马不再是神话,人不食、马不嚼的车,已经出现。
这一切的变化,都在二三十年之内。
皇帝是从头经历到尾。还有一个改革助力是个“大忠臣”,既理解传统也精通实学。
饶是如此,一直到几年前松苏大阅,皇帝才真正确定了日后大顺李家该怎么办的路线, 并且将这一套东西逐渐在头脑里琢磨成型。
皇帝也不可能要求太子直接就明白这一切的变化、理解这一切的变化,这是强人所难。
就像刘钰给皇帝说过的那样,刻舟求剑者并不笨;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人也不笨。因为笨人是不可能总结出来落地的规律的, 只是依照过去总结出来的规律,在过去有用,在现在未必就是对的。
现在的问题在于,无论是传统派,还是实学派,其大部分人,都是在刻舟求剑。
无非是传统派,刻的是过去的舟;实学派,刻的是松苏的舟。
刻过去舟的人,不能理解工商。
刻松苏舟的人,不能理解内地。
皇帝沉默了片刻,忽然问道:“吾儿以为,之前废运河、兴海运,于吾家而言,最重要的理由是什么?”
太子暗松了口气,虽不知道刚才的回答到底对还是错,但既然父亲问这个问题,而且语气明显多了几分亲情味儿,至少是个好迹象。
“儿臣以为……”
老调重弹般,将关于海运还是河运的道理,讲了一番,这都是争论了上百年的东西。
无非沿岸百姓之苦、漕米运输之疲、中途盘剥之重、携带私货之贼、借机敛财之吏、耗费千万之河等等、等等。
皇帝听完这些答案,却摇摇头。
“你需记得,历朝历代,一定要在能做事的时候做事。待到不得不做的时候,往往是做不成事的。是以,万万不要如兴国公说的那般,不戳不蹦跶。真到戳一下的时候,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蹦跶起来。”
“你说的这些,都不算是被逼着一戳一蹦跶的范畴。现在是这样、过去是这样、将来多半也是这样。历朝历代,有因为漕运之弊而亡国的吗?”
“蒙元末年,有谶曰:莫道石人一只眼,挑动黄河天下反。”
“你想过没有,如何继续走河运,一旦黄河溃堤决口,会如何?”
“漕运断绝,朝廷财税之半,堆积江南;漕米不足,京畿周边人心躁动;治水征发民夫,运河断绝粮食不足,或是发不出工钱;数百万人受困于河水,颗粒无收,物价飞涨,必要起事。”
“黄河决口,天灾也。”
“然而天灾一样,其后却不一样。”
“若朝廷有钱、有米、有粮,则可赈、可蠲、可募、可剿、可抚。”
“若朝廷无钱、无米、无粮,则饥民遍地、人心惶惶、烽烟四起、起事频传。”
“废运河,于吾家,将黄河决口之后的乱世可能降到最低,方为万般理由之首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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