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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这些比较笼统的东西,赵立本的二弟,也对“孩子上学”这件事,相当不满。
颜李学派抓着乡社的行政权,坚决执行八岁入小学的理念。
但入学,也就意味着需要有教育开支。
教育开支,这钱又不是天上掉下来的,而是还是得靠乡社的百姓出钱,维系乡学的运转。
本来吧,读书、科举、为官、光宗耀祖,这也算是中华家庭的普遍认知。
但问题就出在村社里掌管行政权、贯彻教育理念的,是颜李学派的这群人。
按照他们的理念教下去,搞出来的,就是让乡社的百姓普遍觉得,读书无用。
读书是为了啥?
学习是为了啥?
这又和颜李学派的“真儒”的教育理念,息息相关。
颜李学派的这群人,几个在底层的,要说科举的水平,倒是真有。
像李塨这样的,二十岁家里穷的就没办法继续脱产学习了,便去学医,卖药。一边当医生,一边看书学习、些文章狂喷宋儒,顺带着三十岁的时候去参加了个乡试还能中个举人。
颜元在漳南书院搞分斋教育改革的时候,也想过,真要是全搞分斋教育,入学人数肯定锐减。考科举没卵用,上个毛的书院啊?所以即便搞了分斋教育,也还是专门分出来了个帖括斋,也算是像现实妥协。
帖括斋,就是教“八股满分作文写作技巧”、“三年秀才、五年中举”之类东西的。
他们学派里有应试技巧的人,其实不少。在乡学里,搞这种专业的考试教育吧,其实也不是没人能教。
别的不说,一边学医,一边卖药,一边顺便还能中个举的人,弄一套类似的“三年秀才、五年中举”之类的考公技巧什么的,肯定是没问题的。
但是,李塨的思想吧,用后世的话来讲,就是三十多岁了可能还有点“中二”。
他考举人,是为了证明“我可以,但我不屑”。
考完之后,因为他反对科举,所以他中举之后,就拒绝继续往上考了。
而且,其学派的想法,也真是有点……过于理想化。
要么,朝廷进行全面的教育改革,普及小学教育,用类似王安石的三舍法,搞学校教育,培养合格的、上马能打仗、下马能种田的士。
要么,拒绝参加科举选拔。
某种程度上讲,虽然他们学派固然有些“太刻苦、类墨者、以苦为乐”的古怪风气导致学派湮灭;也固然他们学派自己的哲学构建无法闭合;但也和他们学派对科举的态度、以及分斋教育与科举取士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息息相关。
读书是为了啥啊?
不是为了做官,谁他妈十年寒窗苦啊?
结果你整些分斋教育。
要聊存孔绪,励习行,脱去乡愿、禅宗、训诂、帖括之套;恭体天心,学经济,斡旋人才、政事、道统、气数之机。
甚至连骑马、射箭、武术、刀法这样的学科,还占了一旬之内一天的时间。科举又不考,人家这些时间都忙着读经书了,你去锻炼身体,野蛮体魄,这不扯犊子吗?
怎么和人家专业学经书的竞争?
这事吧,要不是刘钰忽然出现,其实以大顺的环境,颜李学派的教学理念,倒还是能吸引一些人的。
当初李塨三十岁的时候,才见到了“龙尾车”,也就是“阿基米德螺旋抽水机”,还专门花时间去学了三四年的这玩意儿和测天法之类的东西。
包括原本历史上因为私藏禁书惹了大祸的刘湘奎,也都是开始尝试把“分斋学问”中,加入西方传来的实学。
伴随着刘钰这一波新实学派的崛起,他们学派就变得特别的尴尬。
他们学派的很多设想,刘钰实际上帮着他们“圆梦”了。
比如他们学派在漕运这件事上,以李塨等人为首,都是坚决的“废漕运、兴海运、方可治黄河”的一派。
也包括李塨、王源等人设想的“挖掘淮河入海通道、罢漕运、取消束水冲砂、开凿洪泽和七分入海、三分入江的同道”等。
甚至于,包括王源、李塨等人设想的,开发东北、把东北建成商品粮基地——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设想,源于他们认为京城确实需要大量的商品粮。而只要京城需要商品粮,那么漕运就是个大事。如果东北能够提供京城所需的商品粮,那么罢漕运废运河就是个非常简单的过程——以及围绕着开发东北,设置特殊的村社良家子血税籍兵员的设想。
基本上,差不多都实现了。大顺自己实现了一部分,比如良家子血税兵员、提升良家子的地位。
满脑子想着六十岁以下不还俗皆杀、西北教民不移风易俗皆杀的颇为激进的王源,制度设计中可是把军人的地位可是提的异常高,要把血税籍,单独列为一个民籍,仅次于农,比商工都要高一级,也就是设想的几乎良家子那一套,要在东北、西北、西域等地广人稀区搞专业血税府兵村社。
刘钰出现后,一系列改革,也把剩下的很多给实现了。
甚至思路都差不多,在一些政策上固然空想,但在一些政策上倒也真的看到了问题所在,切实地认识到了漕运、统治、商品粮之间的关系,并以此为问题分析去解决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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