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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蒋友仁知道,他自己实际上已经是一个某种程度的“异端”了。
这种奇葩异端想法,和他来澳门,或者说,和整个大顺这些年的变化,息息相关。
第一个促使他产生他不自知的异端想法的起因,是因为大顺科学院的建立。
因为本身他来华的目的,就是希望以科学知识为钥匙,重新打开耶稣会返回大顺的大门。
故而他对大顺科学院的情况很关注。
而大顺科学院秉持的“法统”,是莱布尼茨的那一套科学院体系,使用的又是俄国科学院那一套外籍院士带本国助理搞研究、本国助理带大学生搞研究、科学是为了应用的模式、是为了技术技术为人类谋福祉。
而不是像英国那群人研究纯粹的、为了科学而科学的、以全面认识自然为最高目的的科学。
是以,大顺这边,算是很标准的莱布尼茨这一科学院体系的。
自然而然,一些莱布尼茨的文章在大顺这里都是很容易找到并且流传的。
本着要了解大顺的科学院,才能从科学院入手打入科学院的目的,蒋友仁当然读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书。
也就自然而然地看到了莱布尼茨的《神义论》、《单子论》之类的文章。
神义,由这个词本身,也能知道意思。
这当然是个老话题,老到不能再老的那种。既然神是全知、全能、全善的,世间为什么会存在恶呢?
而这个时代,机械论、原子论又大行其道,但却解决不了世界的连续性、统一性,也不能解释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关系。
莱布尼茨提出了单子论,试图调和和解决这个矛盾,最后通过非常严密的推理,得出了一个结论:
为什么有全善、全知、全能的神,世间仍旧有恶呢?
在创造世界的时候,一定有无数种模板。
既然全知,便可能设计出无穷个可能的宇宙。然而只能有一个宇宙存在,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。所以,全知者肯定是经过比较之后,觉得这个是相对来说最好的那个了。
刨除掉神之类的概念,大致就是说宇宙诞生之初,就设计了一套规则,然后后续的一切都按照这个规则演化。包括生命,也只是这个规则之下演化出的必然。
可能有圆周率是3,或者圆周率是4甚至5678的宇宙的可能,但最终选的是我们这个圆周率是3.14的这个……而这个,是比较之后最好的那个。
而至于善与恶,则大致是说,恶是人的有限视角的认识,而在全视无限视角下,这其实也是一种善,或者说是合乎秩序的,而秩序本身站在全视视角下就是善的。
这就需要一个完美的政府,来让恶人必然受到惩罚,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。而惩罚恶人,就是给人类一种模仿全善的救世主惩恶的机会,这么看,这些恶在更广阔的视角下不就是善吗?
某种程度上,就类似于是个“上帝大棋党”,神在下一盘很大的棋,你得用更高的、大棋的视角,来看你们这些凡人有限视角内的善恶。
只有这样,才能得出不一样的结论。
这是蒋友仁受到的第一个冲击。
第二个冲击,源于澳门的特殊性。
从明朝中期东西方贸易开启,澳门的特殊地位,以及前朝的贸易政策,都使得澳门在很长一段时间极度繁荣。
这种极度繁荣,也催生出了一个问题。
耶稣会要传教,传教需要钱,在澳门怎么解决钱的问题?当然是靠贸易。
耶稣会作为宗教改革期间的耶稣连队,又发三愿,不得经商。
但情况特殊,权宜之计,东方教区视察员来转了一圈后,允许耶稣会适度经商,筹措经费。
但是,经商这种事,要么就一直保持不得经商的条例,要么一旦开了口子那就能把这口子撑的无限大。
从一开始的入股日本生丝贸易、到后来的耶稣会专门准备了耶稣会自己的商船、再到垄断安南地区的贸易额……越干越大、越干越大。
蒋友仁和澳门当地的教士聊天的时候,就能感觉到这边教士浓浓的钱财味儿。
而他来澳门之前的欧洲,也处在新时代的边缘,一切向钱看正在取代封建时代的等级身份。
这让他产生了一种对新时代的隐忧。
天主教是禁止偶像崇拜的,这也是中华礼仪之争的重要原因,祭祖祭孔之类都算是偶像崇拜的范畴。
蒋友仁则在反思,偶像崇拜,是不是这个偶像必须是人呢?
抽象而具化后的资本、金钱、财富,利润,是不是也是一种偶像?
新时代人们都利润、金钱的追捧,难道不是一种特殊的偶像崇拜吗?
站在他接受的学院经学体系的逻辑思辨基础上,在产生了“崇拜金钱”是不是也是一种偶像崇拜的疑惑后,他又开始思索更多。
而这种更多的思索,也来源于时代的变化和大顺的贸易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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