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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用谢的, 妈妈让我跟你们说, 让你跟婶婶晚上过去吃饭。”
“嗯,我知道了,回去跟你妈妈汇报吧。”
余海菓点点头就转身走了。
等他走后,程砚秋看了看于东,脸还有些红。
“我去把我的行李收拾一下。”程砚秋说了一声,就走开了。
于东笑了笑,走到箱子面前,翻看着里面的书,却发现上面一层还有一个笔记本,看起来是新的。
他将笔记本拿起来看了看,里面的字迹于东认识,是程砚秋的。
“这笔记本是什么情况?”
程砚秋在屋里回答道:“笔记本上是我给你记录的一些资料,我去收书的时候,跟那些人也聊了聊,问了一些关于常先生跟他妻子的事情。我记的不是很详细,不知道有没有用。”
于东点点头,认真地看起笔记本里面的内容。
程砚秋的书写很简单,基本都是一问一答的形式,里面有些东西于东听人说过,有些东西于东还是第一次知道。
而且,这个笔记本里面记录的内容也有相互矛盾的地方。
譬如说起常先生爱人,有的人叫常夫人,有的人叫许大姐,还有的人叫李婶婶……光是不同的称呼就有七八种,让人搞不清楚常先生的爱人到底叫什么。
但是他们说的应该都是一个人,因为据这些回忆所说,常先生跟夫人在建国前就住在了那间屋子里,后来夫人去世后,常先生也没有搬走。
还有常先生以前教书的地方,有人说他自己开过私人学校,有人说他教小学,也有人说他教中学,大家的回忆都不太一样。
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,程砚秋采访的这些人,基本上都跟常先生不是一个年代的,他们对常先生的认识有很多也是从长辈口中得知的。
于东将笔记本放下,又看向箱子里面的书。
程砚秋应该已经费了很大的力气,最终也只能找到这两百多本书,但是据于东表叔李纪雍所说,常先生家应该有一屋子的书。
能给人“有一屋子书”的感觉,保守地说,也要有个三五千本书才行。
这么看来,这些书绝大部分都已经丢失了。
于东有些失望,但也有些庆幸。
失望的是常先生的那些书并没有全都保存下来,只留了这么一点,而庆幸的则是他们找的还算是早的,如果再过上几年,连眼前的这些书恐怕都没有了。
他没急着把书翻开,而是先找了几本印章比较清晰的研究了起来。
看了大概十四五本,他发现,这些印章基本上就两种。
一种是“常怀英”,另一种是“静居主人”,都是阴刻的小篆。
常怀英应该就是常先生的名字,而静居主人则可能是他的自号。
随后于东又一本一本地将箱子里的书全部拿出来,在客厅里面摆开,最终让他找到了第三个印。
庆幸的是,这唯一一个第三种印还算比较清晰,能够认出来,是阴刻小篆“英平”二字,这很有可能就是常先生他夫人的名字。
留有“英平”二字的是一本屠格涅夫的《前夜》,文化生活出版社民国三十七年出版的,译者是丽尼。
丽尼原名郭安仁,是三四十年代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位散文家。于东对这位散文家的印象是,他的作品充满诗意,却缺少叙事。
这一点丽尼自己也知道,他在《百夜》就有写到,他认为自己在讲故事上是一个比谁都拙劣的低能者。
于东翻到这本书的后面,才知道为什么独独这本书会有“英平”二字。
英平是不是常先生妻子的名字,这一点还不能确定,但是可以确定的是,“英平”确实是常先生妻子的印章。
在《前夜》的后面,也有常先生写的一段字,讲述了这个印章为什么会出现。
夫人去世后,常先生翻看旧书,发现了这本《前夜》竟有妻子的印章。
他妻子确有一枚印章,还是常先生亲手篆刻,不过他妻子一直都没用过,却不知道为何会在这本书上留下印纹,后来他苦思冥想,才终于想起来。
1968年的时候,丽尼去世,他妻子非常伤心,大概是因此,她才会在这本书上留下自己的印。
于东将《前夜》好好地放在一旁,又随手拿起一本屠格涅夫的《贵族之家》,他想着,既然《边城》和《前夜》都有常先生写的字,或许其他书也会有。
只不过可惜的是,他将整本书翻了个遍,都没有找到哪怕一个手写的字。
看来常先生也不是在每本书上都会留下字。
于东倒也不死心,又翻起其他书来,试图找找是否还有其他常先生的字留下。
找了好几本,没找到常先生的字,却让于东找到了另一个人的字。
相对于常先生的字,新发现的这段文字写得就不太漂亮了,歪歪扭扭。
看过内容,于东明白了来龙去脉,这册钱钟书的《围城》竟是一位爱慕常先生的女子所赠,这段文字也是表达了女子对常先生的欣赏。
只不过看落款时间,已经是1949年,那时常先生已经跟妻子结婚,也不知道常先生当时是怎么回应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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