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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谈到发展党员工作的问题是,塔瓦贾维提到了一个“比例”的问题,也就是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会在过去一年中,包括战争期间,在发展新党员的工作中,按比例接纳了十七名芬兰族的新党员、四名卡累利阿族的新党员以及三名其他民族的新党员。
维克托抬头朝发言台前的塔瓦贾维看了一眼,随即拿起手边的钢笔,又从记录本的背面撕下一张纸。
听到他撕纸所发出的声音,旁边的库西宁同志和维罗莱宁同志都朝他这边看过来。
维克托面无表情的用钢笔在那张纸上写了一行字,转手递给一旁的库西宁同志。
库西宁同志将纸条接过去,看了看上面写的那一行俄文,皱眉想了想,这才拿起钢笔在上面补充了一行,反手又递还给维克托。
维克托将纸条拿回去,看了看。他之前写的那一行俄文,是一个问题:“为什么吸收新党员的过程中,还有民族比例的规定?”
而现在呢,库西宁同志给出的答复,则是:“原则上没有这种规定。”
维克托又不是政治小白了,他自然明白这个答复是什么意思。“原则”上没有这种规定,并不意味着现实中就真的没有,维克托的理解是,这其中有一个潜规则的存在,也就是在卡累利阿地区,不管是地方政府还是各个部门机构,其党组织在吸纳新党员的过程中,的确是遵循了一个民族比例的问题,在这其中,芬兰族的党员占据了很大的比例,这个比例很可能高达百分之七十,甚至是八十以上。
维克托之前没有负责过地方的工作,因此,他也不知道地方党组织工作的具体情况,但他知道的是,至少在莫斯科,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内部,是不存在这种规定的,而中央委员会也从来没有做出过这种规定。
虽然此前没有负责过相关方面的工作,当时,在塔瓦贾维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,维克托的心里还是自然而然的也有了一种抵触感,他认为这种规定非常的不负责任,如果任其发展延续下去的话,甚至会对共和国乃至联盟的稳定,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。
盯着手中的纸条看了约莫半分钟,维克托重新将钢笔拿过来,直接在“原则”这个词上,用力的画了一个圈。随后,他又沉默了一会儿,又用钢笔在那个圈的下面,画了一个箭头,最后,在箭头的下方写道:“民族平等不等于民族主义”。
钢笔的鼻尖在“主义”后面点了点,又最后补充道:“干部民族化是危险的,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提高重视,下午的会议上我将会谈到这个问题。”
最后一段话写完,他将纸条又递给库西宁同志。
维克托没有接触过具体的党务工作,在这方面的所知也比较有限,但前世的记忆以及今生的工作经验,都给了他一定的审视问题的能力,或者说,这就是一种基于经验的政治敏感度。
什么叫干部民族化?可以确定的是,在如今的联盟,肯定是没有这个词的,但这个词却很容易理解,仅从字面上就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。
所谓的“干部民族化”,就是说领导干部的提拔任命,不首先考虑其实际的工作能力等内容,却要首先考虑其民族属性,如此一来,在干部的个人发展过程中,他就会自觉不自觉的将自己的民族属性放大,甚至最终将其摆放到党性原则之上,考虑任何问题,都首先从自身的民族属性角度出发,而不是从联盟,从布尔什维克党的角度出发。
如此一来,随着这种思想的发展壮大,其最终的引发的结果,必然是民族主义的蓬勃发展,其影响力甚至会超过布尔什维克党在联盟内的影响力,并最终导致整个布尔什维克党的分裂、崩盘。考虑到联盟的性质,尤其是宪法中关于各个加盟共和国权力的规定,那么,联盟的最终分裂也就成了必然。
维克托不知道塔瓦贾维所提到的这个问题,是不是仅仅存在于卡累利阿-芬兰苏维埃共和国,但他可以确定的是,这种思想,这种潜规则,必须受到批判,必须被严格禁止,作为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,这也是他的职责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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