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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狐德棻道:“立功,立言,立德,此乃读书人之三不朽!某虽然遭逢乱世,然有家族庇佑,不曾冲锋陷阵斩将夺旗,却是未曾为大唐立下尺寸之功。眼下某声名狼藉,已然传为天下笑柄,立德之说更是此生休提。人活一世,总归要留下一点什么吧?无能立功,无品立德,那也就只能凭借毕生所学,著书立说了。否则这一生犹如雁过无声,岂非虚度?”
令狐德棻为何性格如此暴躁、人品如此浅薄,依旧能够在士林当中享受如此之高的声誉,使得李二陛下即便满心不愿却依旧授予其礼部尚书之职位?
绝非其背后门阀之故。
武德初年,令狐德棻担任秘书丞。职责是掌管经籍图书之事。当时经隋末大乱,经籍图书大量散失,德棻向高祖建议,以朝廷之力广泛收求天下书,对献书者“重加钱帛“,予以奖励,对所收之书,“增置楷书,令缮写“。这个计划顺利执行,“数年间,群书略备“。
至武德九年李二陛下即位,已经“于宏文殿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“。这其中除了武德初得隋旧书八万余卷外,另十二万余卷则是购求而来,并且已分类别,足见成绩之大。这项工作随后也坚持了下去,贞观年间,魏徵、虞世南、颜师古相继为秘书监,继续购求遗书,选书手、雠校百余人,缮写群书,藏于内库,由宫人掌管。
古代科技落后,文化传承极其艰难,稍有天灾人祸,便极易导致珍贵的书籍的散佚损毁,故而令狐德棻的这个建议一举使得天下大多数珍本孤本得以保全,颇受天下学士之赞誉。
然而仅此一项,并不能说明令狐德棻在士林当中的地位。
古代学士最高的成就是什么?
著书立说。
而著说立说之中最顶级的成就,便是修史!
令狐德棻对高祖李渊说:“窃见近代已来,多无正史,梁、陈及齐,犹有文籍,至周、隋遭大业离乱,多有遗阙。当今耳目犹接,尚有可凭,如更十数年后,恐事迹湮没。陛上既受禅于隋,复承周氏历数,国家二祖功业,并在周时。如文史不存,何以贻鉴今古?”
何谓“国家二祖功业,并在周时”?
隋代北周,唐代隋,一脉相承,而且恰好这三代帝王祖籍同出关中武川,并且李渊的祖父李虎是北周政权的核心“八柱国“之一,死后追封为唐公,李渊的父亲李昺也在北周袭封唐公,为柱国大将军。所以德棻指出“国家二祖功业,并在周时“。
如果能通过修前代史而向世人强调北周、隋、唐一脉相承的正统观念,进而宣传李唐祖先功业,那么对于巩固刚刚建立的李唐政权,是再好不过的明智之举了。
李渊如何能够拒绝?当即照准,于武德五年正式下诏修前代魏、周、隋、梁、齐、陈六史。
所以,大唐史学“创修撰之源,自德棻始也“。
这才是令狐德棻在士林当中底气之所在!
历经与房俊的数次争斗,令狐德棻终于算是看明白了——我跟那个棒槌斗个什么劲儿啊?输了颜面扫地声誉受损,就算赢了又能得到什么?说到底,不过意气之争罢了。
与其有那精力与房俊争来斗去,何不老老实实的编撰史书,将自己的名字传诸后世?
所以,令狐德棻悟了。
他看着一脸失望的宇文俭,意味深长道:“财帛富贵,不过是身外之物,多了那些好处,吾等还是一日三餐、夜宿一榻,少了那些好处,难不成还能三餐不继、无家可归?贤弟亦是心思灵透之人,勿要被身外之物所累,不如沉下心来,与愚兄一起修史,这部《晋书》,愚兄为你留一个署名的位置,如何?”
宇文俭心里腻歪得不行……
我是找你来对付房俊的啊,结果你却劝我放弃大把的利益,跟着你钻进故纸堆里修史?
修史倒是一件好事,可问题是我那点才学跟你提鞋都不配,我不行啊……
宇文俭郁闷至极,实在是想不到一向脾气暴躁心胸狭隘的令狐德棻,现在居然修心养性返璞归真,将所有功名利禄尽皆抛开,一心一意去编撰史书传诸后世……
这个老东西都“改邪归正”了,难道自己当真就拿房俊那个棒槌毫无办法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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