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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启二年七月初五日,当护国公还在京师和他的一妻二妾游乐宴饮时,远在千里之外的陕西布政司西安府府城内,却是一副凄凄惨惨戚戚风景。
一场席卷三秦的大乱即将发生。
西安城南北大街广济街东侧,屹立着一座重檐三滴水式、青砖白灰砌成的高楼。
这便是著名的鼓楼。
西安鼓楼始建于洪武十七年,如今屹立三秦,已将近两百年。
沿着柏木台阶,拾阶而上,但见屋檐四角飞翘,如鸟展翅,崇隆敞丽。
登上最高层举目远望,西安闹市风光、秦川景色皆历历在目,令人心旷神怡。
有明一代,鼓楼附近都是各部衙门集中的区域。
具体而言,鼓楼北是都察院,西北为巡按察院,西南为按察司,东南则是西安府,正东则是“布政司”。
所以,只要西安府乃至整个陕西官场有什么风吹草动,这座被各司衙门环绕的鼓楼,绝对是最先得到消息的地方。
西安府作为三秦首善之区,又是南来北往的要冲之地,城内商业繁华,丝毫不逊于邻省成都。
以鼓楼为中心,南北东西大街熙熙攘攘,沿街商铺叫卖之声不绝。
明代为巩固边防,在各地边地实行“食盐开中”、“茶马交易”、“棉布征实”、“布马交易”等经济政策。
在这些政策刺激下,富有地域特色的豪商巨富应运而生。
以永乐皇帝北伐为契机,大量军需物资在宣大、榆林、延绥等边囤积、流转。
陕商、晋商因此迅速崛起,明中以后,晋商更是将触角伸入庙堂,以攫取更大利益。
以晋商代表王崇古为例。
隆庆四年,俺答把汉那吉突然叛逃至宣府,时任宣大总督的王崇古以此为契机,开始与俺答谈判,史称“隆庆议和”,以贸易代替战争。
自此,晋商开始登上大明政治舞台。
王崇古亲眷中为大商人者便有三人,这三人都是晚明官场举足轻重人物。
其二姐为张四维之母,张四维之妻亦是蒲州商人之家。
张四维之二弟五弟妻室亦是蒲州人,王崇古与张四维之子女,又与蒲州商人出身的兵部尚书杨博、陕西商家出身的大学士马自强联姻。
这些复杂的联姻关联,共同构成了晋商的牢不可破的政治网络。
当然,与擅长走私贸易、关联大佬利益、各地王爷钱袋子、势力盘根错节的晋商相比,
骏马快刀英雄胆,干肉水囊老羊皮,尚气概先勇力忘死轻生的秦商,
无疑是人畜无害小白兔存在。
学者顾炎武指出:
关中多豪杰之士,其起家商贾为权力者,大抵崇孝义、尚节概、有古君子之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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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启二年七月二十八日,关中平原暑气渐渐消散。
骤雨初歇,冰凉的雨滴落下鼓楼前门大街,敲打在数十万秦人脸颊上。
黄昏迫尽,古都暮雨,不由让人有了层淡淡秋意。
当然,比潇潇暮雨更惹人愁绪的是,自去冬以来西安府下辖六州三十一县风起云涌的民变。
山雨欲来风满楼,二十八日,各司衙门早早关了门。
平日相互之间不怎么待见的各司老爷们,今天却难得要凑到一起,乘轿前往巡抚衙门。
大家要去拜见那位被饥民戏称为“省城贤主人“的陕西巡抚胡廷宴。
去年春天蓝田县蝗灾、旱灾并发,百姓食草为生,酷吏仍旧征敛无度,最后竟然酿成民变。
而这位万历三十年进士出身的陕西巡抚,得知消息后,便坚持认为是蓝田县知县小题大做,将知县打了二十大板,然后闭关谢客,开始专心参禅打坐,同时研习王阳明心学。
当然,最关心的还是朝廷拨下来的救灾银。
从天启元年六月到天启二年七月,在刘招孙的监督下,户部共计拨发一百二十万两赈灾银和一万五千石粮食。
赈灾银在路上减少了二十万两,到西安府经过这位仰慕王阳明的胡老爷之手后,又减了六十万两,粮食更是漂没一半。
最后分到各县手中的银子不过区区四十万两,经过各县大老爷、二老爷以及县吏之手后,最终六州三十一县,每个州县分到灾民手中的银子只有五千两不到,粮食则一粒也没了。
毕竟灾年银子不值钱,粮食更值钱。
五千两银子买成粮食,折算下来,平均能给每位灾民熬三碗米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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